当代学术群星和他们的成名作

1994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昌渝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小说源流论》,这是“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第一本。和当时主流(甚至绵延至今)的学术著作出版方式不同,石昌渝事先完全无法确定,自己的书到底是否能被丛书的学术委员会接受,因为这是中国学术界以匿名评审制度介入学术出版的最初尝试,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学术界在学术规范与学术水准上进行对接的最初尝试。石昌渝至今仍然记得“将《中国小说源流论》交给三联书店评审时的心跳以及审评通过时的激动”而从他的这本书开始,“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用20年的时间,出版了96本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当年规划中“每年八种”的数量,但这套书,仍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标志性成果,更成为学术界介入公共生活的纽带之一——一位青年学者,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一部学术处女作,意味着他就此在公共空间有了发言权。

对接世界 20分钟影响了20年

可以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这个项目:哈佛燕京学社与三联书店合作,每年资助八本学术书的出版,每本书资助4000美元。作为资助方,哈佛燕京学社提出的条件,是“按照国际制度,严格评审,培养规范,提携新进”。

这其实也是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元老们想做的事情,彼时的学术出版,匿名评审制度尚未建立,青年学人的出头尤为艰难,而由此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在不同的规范与背景之下,中国学人难与世界学术界进行对话。“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在一开始,就体现了要与世界对接的雄心。后来担任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季羡林就曾表示,中国学术不仅要拿进来,更应该就此走出去。应该说,哈佛燕京学社本身的哈佛背景,也让这种和世界的对接有了一个基础。哈佛燕京学社现任社长、汉学家裴宜理的回忆或许能说明这一点,“我知道并注意这套丛书,还是在2008年担任社长之后。但在这之前,我已经阅读了丛书中的《论可能生活》和《天朝的崩溃》,但是并没有注意两本书都属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我尤其从《天朝的崩溃》中获益很多,后来,我与茅海建教授建立了联系,并且就一些近代史的问题向他请教。”

创办于1928年的哈佛燕京学社,主要依靠美国企业家霍尔的资金运作。学社一直非常重视学术出版工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出版了《哈佛亚洲学报》,在燕京大学出版《燕京学报》,在哈佛大学出哈佛东亚研究丛书。1952年,因为燕京大学被撤销,学社与中国一度中断了合作关系。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朱虹回忆,大约在1992或1993年,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汉学家韩南告诉朱虹,学社可以资助中文学术出版,需要寻找一家中国的出版社。朱虹推荐了三联书店,“但韩南希望是一家一望即知的学术出版机构,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过,当他从北京回来,他提及那两家出版机构对上述计划反应冷淡。此事暂且告一段落。大概是1992年吧,哈佛大学举办‘性别化与中国:妇女、文化与国家’研讨会,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女士也参加此会。在上午会议的茶歇时间,董女士拜访了韩南,他们谈到了这项出版计划。董女士提议建立一个学术委员会,根据来稿独立地做出评审意见,并按照出书的品种固定给予专项资助。他们还商定了丛书的名称:‘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我当时看了一下表,这次会面总共才进行了20分钟。”

20分钟,影响了此后的20年。20年来,三联书店换了几任总编,“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也换了三任编辑。当年担任编辑的许医农先生,如今已经85岁了。“我2001年做完第7辑以后告退。”随后,北京三联书店的编辑孙晓林接力,一直做到2009年第十辑。现任编辑曾诚2006年介入这套丛书的出版,2009年后负责至今,已出版到第15辑。

曾诚说,从1992年起,哈佛燕京学社与三联书店的协议是三年一签,“以前每次签约,每本书的资助是4000美元,最近一次签约是每本书5000美元。因为有编辑、出版和发行成本,总的来说,这套书是微利运营。”裴宜理则表示,“相对于经济上的支持,哈佛燕京学社对这套书在学术上的认可更为重要。”

提携青年 匿名评审二十年

1992年4月25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编委会筹组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人包括厉以宁、刘世德、叶秀山、董秀玉、赵一凡。他们商定成立编委会,并确定了丛书的宗旨和编选原则,包括:以发展学术、帮助中青年学者出版优秀专著为目标,应当强调学术性与可读性。即首先要求较高的学术质量、学风正派、有创新意义;著作者年龄基本限定在50岁以下;选择书稿的范围初步以博士生(含海外留学生)毕业论文为主等。

三联书店建立了一个9人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季羡林,成员包括李慎之、厉以宁、刘世德、王蒙、李学勤、苏国勋、陈来和赵一凡。丛书从设项、遴选、签约到编校、出版和发行,基本按照国际学术惯例进行运作。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匿名评审制度。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专著出版前的匿名评审制度是三联书店最早在中国大陆实行的。不告诉作者谁评他的书稿,只把评审意见告诉他。如果评审结果是不同意列入出版计划,则由丛书编辑告知作者,不让审稿人承担确定选题的责任,只需要他们对书稿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

哲学家赵汀阳记得,《论可能生活》书稿送到三联书店之后,拖了一段时间才出版,“出版之后,我才知道审稿人是谁。”人大副教授周濂也回忆说,《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是自己的博士论文,三联书店曾让自己修改,书出版后才知道谁是审稿人。

匿名评审制度增加了编辑的工作量,延长了出版时间。曾诚说:“有些书稿因为出版周期太长,而作者赶着评职称,拿到别的地方出版了。”即便如此,迄今为止丛书出版的95部专著,都经过了这样严格的评审和遴选。

今年4月27日,哈佛燕京学社前任社长韩南在美国去世。现任社长裴宜理在座谈会上谈到,“我问过韩南老师,你做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时候,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马上回答,是帮助建立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这个项目。”

公共影响 专深不乏知音赏

丛书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生前多次主持丛书的评审会议,对确定丛书宗旨和发展方向,做了最重要的奠基工作。他在1997年时,曾提出,丛书从构成上说,“选题宽而无形中又有重心。综观已推出的三十种,包罗古今中外,表面上似紊乱无序,实则我们是有序的。我们既回顾,又前瞻。回顾是为了鉴古知今,前瞻是为了看清学术发展的前途和道路。我们既有中,又有西。有中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有西是为了鉴外以知中,求得他山之石。我们对国际上一些新兴学科,特别予以关注,不是单纯地为了与世界学术接轨,而是志在要世界学术同我们接轨。”

在具体工作中,丛书编辑孙晓林说,目前丛书的人文色彩比较重,哲学、历史方面的著作偏多,编辑们有意想拓展社科门类,经济、法律、社会学、政治学,但受到三联编辑部整体方向的局限,人文以外的多学科发展得比较慢。另外,也有学科内部的原因,“比如文学方面的书近年明显较少,我们也分析了当前的文学研究,发现不少优秀的文学领域作品在往思想史方面走,不是纯粹的文学研究了。像社科院外文所的钱满素,写的是《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盛宁写的是《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

就已经出版的著作来看,从书中颇有一些“另类”著作。比如,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莉,2006年6月出版了《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她自称,“我自己从属的专业是历史地理,我本人学术出身是半文半理,今天做的工作仍然是半文半理性质的研究。”而本书审稿人——大名鼎鼎的侯仁之先生,以及著名学者周振鹤都对本书给予了相当的好评。

董秀玉记得,“《因明正理门论》当时很担心没人买,开印3000本,因为当时学术委员会说这个书难懂,研究的人少,读的人少,正是因为这样很可贵。特别是作者巫寿康去世的时候四十几岁,一生研究的就是因明正理学,有一点缺陷,但成果很重要,这本书上市一个月不到马上就有书店要添货,还要重印。我们后来也印到7000多本。所以真正的研究价值是存在的。”

丛书中的很多著作的学术生命非常长久,曾诚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自出版以来每年加印一次,已经印刷了16次,总印数约9万册。另外,像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倪梁康的《现象学及其效应》、张祥龙的《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等二三十部作品,不断增订、修订,再出新版。

到2014年为止,“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已经出版了96种,96本书的作者,加上每本书两本匿名的评审学术委员,与这套书有关的文科学者超过200人——一般读者大概很难数得出200名当代学者的名字,但“赵汀阳、陈来、何怀宏、杨念群、陈星灿、林梅村、茅海建、应奇、丛日云、蒋庆、李伯重、慈继伟、周宝松、应星、周濂、张晖……”这些名字放在一起,也构建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主流学术地位。对于丛书来说,当然是学者成就了这套书,但对于很多学者个人,却又是这套书成就了他们具体的学术地位——特别是丛书中的大部分,都是这些学者的处女作或者成名作。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

让他一举成名

相对于石昌渝和赵汀阳,《天朝的崩溃》对于历史学家,出生于1954年的茅海建而言,影响就更为巨大。

1994年,茅海建找了上海的一家出版社,但选题未能通过。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同窗,在北京三联书店工作的潘振平,看看能不能在三联书店出版。恰好,此时有哈佛燕京学社支持学术书出版的计划,这本书就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二辑,于1995年4月出版。

接到书稿后,许医农对茅海建说,由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补贴不多,按规定这一丛书每一册的规模是25万字左右,《天朝的崩溃》近50万字,能否压到30万字之内。对此,茅海建表示不同意。许医农找了潘振平,将这个难题交给了他,由他来给压字数。最后,潘振平,他压了几万字,留了四十多万。

这本书开机印了1万册,而版权页上是5000册。由此之后,版权页一直没有改,到了后来第2次印刷时,加印5000册,版权页上是从5000到10000。迄今为止,这本书已经印刷到17印,销量约九万册。

由于《天朝的崩溃》对鸦片战争作出了不同于主流观点的研究,挑战了一些既有的陈说,因此,给茅海建的人生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另一方面,这本书奠定了茅海建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地位,至今仍保持着稳定的销量,并成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书目。

与茅海建经历类似的,还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星。

应星生于1968年,他是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的弟子。上世纪90年代末,应星以社会科学院学者的身份和挂职副县长的身份推动大河移民课题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审稿人之一的苏国勋对本书的评价是:“本书以讲故事的方式,把大河电站移民集体上访所发生的冲突事件纳入农村社区生活世界的权力关系中去分析,通过对起伏跌宕的移民上访——政府摆平这种官民正面遭遇的详尽描述,揭示出双方所共享的政治文化及其运作机制,揭示出当国家与农民在土地下放、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的新时期,权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实践中运作的。发人深省的是,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移民对公平的传统诉求在使社会利益平衡得以暂时维系的同时,也使权力机制的合法性得到了再生产。”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在写作上运用了小说笔法,极具可读性。这本书印了7000册,发行不到半年,市场上就因故买不到了。但是,这并不妨碍应星以此书奠定自己在社会学界的学术地位。有学者认为,这本书是目前中国知识界运用权力技术分析方法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

赵汀阳

《论可能生活》

让他成为“幸福发言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昌渝教授的《中国古代小说源流论》,是“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第一部。1994年2月本书面世时,他已经54岁。学术委员会刘世德对该书的评语是,“本书将小说史的研究从题材引向文体,开阔了小说研究史的视野,填补了学术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石昌渝至今仍然记得“责任编辑吕祥先生在万寿路地铁路口,交给我校样时的情景。他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许多的辛劳。”

石昌渝说,“在我的学术专著中,《中国古代小说源流论》是影响最大的一本。迄今为止,它已经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本书的意义极其重大。”

哲学家赵汀阳生于1961年。他的《论可能生活》被选入第一辑,他记得,书稿大约是在1993年交给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后,他知道这本书的评审人是季羡林、李泽厚、陈筠泉。尽管这本书只有十来个注释,但出版社并未要求他修改。季羡林对本书的评语是:“我在高中时听过伦理学课,课本用的是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后来也曾涉猎一些伦理学专著和论文。但是,那些书和论文,同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比较起来,都显得比较肤浅,比较一般化。此书逻辑推理极为严密,东西伦理思想都在探讨中,是一部优秀的著作。”赵汀阳看到评语后觉得特别可乐,“季老太敦厚了,一般人不会这样写评语。他说我这本书比蔡元培先生那本书好,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论可能生活》并非赵汀阳的第一本著作。在此之前,他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著作:1990年的《美学和未来的美学》,1992年的《哲学的危机》。此外,也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文。他的影响,主要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圈内。《论可能生活》出版后,迅速在学术界产生了诸多争论,“因为这本书探讨的是幸福和公正问题,我的观点接近于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的先秦诸子,与当时流行的观点不大一样。因为东西方的古代哲学家著作都没有注释,康德著作没有注释,而我这本书注释极少。为此,有人讽刺我狂妄,实际上,我一点也不狂妄,只是因为不同的写作对注释有不同的要求。比如,我在其他一些著作提到一些史料来源时,也注明了出处。”

《论可能生活》的出版,还给赵汀阳带来了另一方面的影响,作为一个象牙塔内的学者,他被更多读者所认识。“以前,只有一个大众媒体的记者采访过我。《论可能生活》出版之后,很多大众媒体的记者都来找我,他们采访的话题不仅仅限于这本书,而是与幸福和公正相关的问题。”

周濂

《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让他“迈入学术殿堂”

对于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出生于1974年的周濂而言,《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被列入丛书第十二辑出版,意味着他在学术界的登台亮相。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是1994年开始出版,这套丛书伴随了周濂的学术生涯的成长。他曾在《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秘密书架》,里面提到三本书。第一本是赵汀阳《论可能生活》,“1995年还是1996年我坐在北大一教自习室中,刚刚下过雨读他这本书,我读得非常兴奋,他给我敞开了全新的哲学分析视野和方法。第二本书陈嘉映老师《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第三本是慈继伟教授的《正义的两面》。”

周濂说,“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2002年之前的哲学著作我都反复读过三五遍,这些著作对我以后的思维方式和学术的基本立场和态度都有一种奠基性的影响。我刚刚在微信圈发,20年前我读到《论可能生活》《海德格尔哲学概论》《海德格尔与哲学天道》这样的书,感觉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万神殿。”
在北大获得硕士学位后,周濂到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是其博士毕业论文。此前,他的老师慈继伟的著作《正义的两面》已经被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2001年12月出版。经过慈继伟的牵线搭桥,稿子2006年送到了三联书店。曾诚记得,“匿名评审后,提了修改意见,修改不是特别关键性的部分。但周濂修改了一年零两个月,交给我时跟初稿有很大的不同,改变了原来博士论文的面貌。”

最终,这本书在2008年5月面世。这本书的出版以及评审人石元康、赵汀阳的肯定,对于周濂来说意义非凡:“这等于我正式迈入了学术殿堂并得到承认,大大鼓励了我对学术研究的信心。”

1976年出生的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张源,同样也受惠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他的《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被列入丛书第十二辑,于2009年1月出版。张源记得,“曾诚兄一再地让我改稿子,将博士论文改成学术著作,最后把我全部的潜力都调动起来。我的好朋友们讽刺我‘好书主义’。这是我的第一部作品,目前还是唯一的作品,后来得了北京社科一等奖,之后因为这本书我破格评为副教授。可是这本书带来的惊喜还没有结束,之后我又得了教育部的奖,中组部因为这个把我选为万人计划,后来因为这个书让我去市政府挂职工作。我现在的研究兴趣就是政治哲学,想去市政府看看他们的政策怎么实施的,怎么没实施的。我去了一年感觉很有收获,我现在就想破除一本书的魔咒,要写第二本书。三联带给我的是把一本书用生命相博的方式写得更好,生命要有前进。”